徽商と武術
合肥晩報の記事を鳳凰網安徽が転載した「明清時期的徽州為何盛行少林武術」という記事が面白かったのでメモ。
最近、『清代鏢局与山西武術』（李金龍、劉映海著）などをもとに、山西商人（晋商）と武術の関係について少し調べてみたのだけれど、高校の世界史の教科書に山西商人と並んで出てきた新安商人（徽商）と武術（記事では少林武術）の関係について書かれたものは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ので、新鮮な気がした。
具体的には程宗猷（字は冲斗）など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
◎程宗猷
地元の新聞記事なので多少、身びいきな「盛ってる」部分は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れど、そのことを割り引いてもいろいろな歴史的事件の紹介もされていて、新しい視点が得られた気がする。
山西商人の活動は鏢局の成立を促し、武術家たちに就労の機会を提供したことが心意拳、形意拳などの流派の形成に繋がった面があるのに対して、新安商人たちの経済活動は、必ずしも鏢局という護衛業の振興を促したとはいえないようだけれど、今風の言い方をすると、新安商人は護衛をアウトソーシングするのではなく、（程宗猷もその一例だけれど）自ら武芸を習得することでリスク管理に務め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がいえるのかもしれない（少なくとも、この記事ではそのような纏め方をしている）。 ウィキペディアの新安商人の記事では、新安商人の中から、倭寇の棟梁になるものも現れた、としている。
◎程宗猷が武術を学んだ理由を端的に説明した部分（一族のビジネスを保護するため、と説明されている）
程宗猷学得如此武艺高强，其目的又是什么呢？原来，他主要是为其家族的经商保驾护航。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出兵援朝抗日，此役延续了七年之久。官府屡次希望程宗猷出山教授武艺，但程宗猷似乎不为所动。他的绝世武功，看来主要还是为父辈经商提供保护。不过，也有史料中说， 程宗猷后半生时，因为受到别人说他“徒有一身武功，不为国家效力”的刺激，愤然以身报国，遂父子兄弟并带其家丁八十人，自携粮饷赴军门从戎，以所创强弩及刀枪诸法日夜训练，颇见成效。程宗猷被授以佥书，子颐以守备，诸子弟皆把总等职。休宁还建有“义勇可嘉”坊以彰圣宠。其实，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有误，但程宗猷习武的最初目的，却是为了“保身家计”，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徽州人苦练拳脚，主要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是练习武术是自保身家的一个重要手段；除了这点外，增强在地方纠纷中的实力，也是人们谈拳论棒的一个重要因素。
徽学专家认为，程宗猷“数十余季极力苦心”钻研武术，与徽州当地的尚武之风及明代中叶以来经商风气的日益炽盛密切相关。明代中叶以后，各地商帮此起彼伏。行商坐贾以长途贩运、以有易无为主要经营特点。为了保证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转，一些商人不得不苦练本领，或雇佣武艺高强者保护自己。当然，在明代，与武术结缘的徽州人远不止程宗猷一人。
『手臂録』の中で、呉殳はなんども、程宗猷の少林寺における修行は一面的で、本来「剛柔相済」の少林武術の「剛」の部分だけをとりあげている、と批判的に述べているけれど（注1）、それは呉殳から見た評価であって、程宗猷にしてみれば、少林武術の中から、「使える」と思った技だけを抜き出したいうことなのかもし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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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商人と武術の関係は、もともとは商業の担い手であったはずの回教徒の中で独自の武術が形成されたことを考えるヒント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注２）。
◎以下は記事全文
明清时期的徽州为何盛行少林武术
说到少林武术，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了解，但关于徽商与少林武术的渊源，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早在明代时徽州就出现了武术大师程宗猷，他曾经前往少林寺学成武术，并让少林武术在徽商中发扬光大，从而演绎出一段段徽商与少林武术的传奇故事。
武功超群的程宗猷
程宗猷，明代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人，生于1561年，字冲斗。据史料记载，作为徽州人的程宗猷自少年起即志向远大，为得神功绝艺，但凡一听闻哪里有名拳师，即不远千里前往讨教切磋。
在程宗猷的少年时代，少林寺就已经闻名遐迩了，明万历九年（1581年），著名学者王士性游少林寺时，就看到“寺四百余僧……僧各习武艺俱绝”。对于这样一个地方，好武的程宗猷当然不会错过。程宗猷曾前往嵩山少林寺学习武术，而且一练就是十余年。他初拜少林寺武僧之首——洪转为师学习棍法。洪转枪棍俱精，著有《梦绿堂枪法》一书传世；后来又与宗想、宗岱两师习武练棒，以后还从广按（广按是法门中的高足，尽得洪转之真传）谈拳论棒。到少林寺拜师学艺，程宗猷又四方寻益友，并在吸收众家之长后独创一法——“少林棍法”。
除了少林高僧洪转传授的棍法外，程宗猷还有被人誉作“无不精绝”的诸般技艺。其双手刀法得自浙江人刘云峰传授，得倭刀真传。枪法得自河南刘光渡传授，得八母枪、六合枪之传。据传他游寿春时得“铜机”一具，经过他改革后创造了一种效力强大、使用方便的新型弩机。因此，程宗猷不仅枪棍俱精，而且有弓马刀弩之术，心手俱化，随心而应，诸般武艺皆有造诣，卓然成家。
程宗猷学得如此武艺高强，其目的又是什么呢？原来，他主要是为其家族的经商保驾护航。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出兵援朝抗日，此役延续了七年之久。官府屡次希望程宗猷出山教授武艺，但程宗猷似乎不为所动。他的绝世武功，看来主要还是为父辈经商提供保护。不过，也有史料中说， 程宗猷后半生时，因为受到别人说他“徒有一身武功，不为国家效力”的刺激，愤然以身报国，遂父子兄弟并带其家丁八十人，自携粮饷赴军门从戎，以所创强弩及刀枪诸法日夜训练，颇见成效。程宗猷被授以佥书，子颐以守备，诸子弟皆把总等职。休宁还建有“义勇可嘉”坊以彰圣宠。其实，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有误，但程宗猷习武的最初目的，却是为了“保身家计”，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其实，在当时的徽州，像程宗猷这样练习少林武功的并不在少数。
徽商为啥学少林武术
早在南宋淳熙《新安志》的时代，徽州当地就有“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的记载；程胤兆的《少林棍法阐宗》跋也指出：“吾族自晋、梁、唐、宋以来，理学文章之外，间以武功显。即有未显，而不乏其人，说者谓是亦山水有自钟者。”近人许承尧也有类似的说法：“武劲之风，成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在明代，徽州各地都组织有乡兵。据记载，当时徽州潭渡黄家雇有樊塘人“程一腿”，擅长用腿，前后左右开弓，神妙异常。当地有个叫黄琬的人，年纪仅十三岁，就学到了这一绝活，并能挥舞单刀，而当时他的身体还不及单刀的长度。基于各种现实需要，延师习武在徽州民间屡见不鲜，故而徽州文书中屡有延请拳师的“拳关”。
的确，徽州人外出经商奔走，行路多难，只有习拳练武，方能护身以恪尽孝道。而习学的内容，则有武士拳和枪棒等。徽州的尚武风气，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编纂《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王集成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吾庙子山村民，乾嘉以前无儒士，而以侠自奋者，盖皆以义起。”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习武的目的，除了应武举这一用途外，直接的刺激则是民间纠纷中那些门祚低微、丁少人寡之家常受的欺侮。具体说来，徽州人苦练拳脚，主要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是练习武术是自保身家的一个重要手段；除了这点外，增强在地方纠纷中的实力，也是人们谈拳论棒的一个重要因素。
徽州人彼此畛域分明，故而田地、山场和林木方面的纠纷相当频繁，虽然徽州人素有“好讼”之名，但打官司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纠纷的解决，除了依赖官府外，还有民间的调解，以及纠纷双方实力的较量。曾有生员王国贞呈控，被告则“恶恨切齿，声言：‘你有好笔头，我有好拳头。’”这让原告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这种担心，其实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在僻远的乡间，官府虽有声威，但毕竟无法事事躬亲，难免有鞭长莫及之处，拳头即是强权，在某种程度上仍是真理。
另外，除了大姓外，小姓也颇多习武。至于依附大姓的世仆，更有专门的拳斗庄。据叶显恩先生的调查，祁门县十五都，俗有“查湾三千郎户八百庄”的谚语，郎户即充当家兵的佃仆。这一称呼一直保留到1949年前。凡年龄十六至四十五岁的男子，均在应服拳斗劳役之列。每年冬天，由武艺高强的师傅负责教习武艺，每期四十天。郎户亦称“拳斗庄”，以服家兵劳役为主要内容，负责守卫山场、财产，防备外界和越界开山种粮或其他不测事件。发生械斗时，这些人总是被驱作充当打手。而在主人外出经商时，则往往是作为保镖，以保护主人的生命及财物不受侵犯。
http://ah.ifeng.com/human/lishi/detail_2015_12/21/4677263_0.shtml
武术与徽州“坐贾”
除了行商外，徽商坐贾也经常受到地痞流氓的骚扰。在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人口社会流动的增加，各地都滋生出一些“地棍”，他们凌弱暴寡，无恶不作，“老我生涯鹰攫肉，生计全凭三寸舌；问谁敲吸豹褫皮，贪谋欲吸万人脂。”在明代，江南的“打行”颇为活跃，及至晚清时期，现存的苏州府碑刻中仍有《禁止地匪棍徒向安徽码头及凉亭晒场作践滋扰碑》、《吴县禁止各船户在安徽码头楼下砌墙摆摊并添竖柱阻碍船户上下之路碑》等，这些，显然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徽州客商在异地所受的滋扰。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为保护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往往亦须习练武术以求自卫。
应该说，商界也是江湖，投身商界，亦即闯荡江湖。在某种场合，武术功底与从商技能相互结合，才能为自己营造出良好的商业环境。在侨寓地，有时出于对各类资源的争夺，对某种利益的独占和追求，极易引发纠纷乃至激烈的械斗。
史料中就记载了在汉口上演的一出“打码头”的流血械斗。清代嘉道咸时期，徽商与湖南帮为争夺对“宝庆码头”的控制而展开了血腥的械斗。据载，嘉庆初年，宝庆帮（来自湖南宝庆府所属邵阳、武冈、新宁、城步、新化等县来的船民）在长江汉水交汇处、龟山头斜对面的汉口岸边辟有码头，即宝庆码头。另在月湖堤、鹦鹉洲、白沙洲，宝庆帮亦建有码头。汉口宝庆码头开辟后不久，即为徽帮所据。嘉庆中叶，宝庆帮在同乡官僚的支持下，圈占了部分地区，作为宝庆码头用地及同乡船民住地。徽帮并不甘心，数次企图以武力夺回码头。咸丰六年（1856年），宝庆帮在湘军将领曾国荃、刘长裕等人的支持下，纠合船民，大败徽帮，并乘机扩大地盘。此后，械斗持续不断，直到1949年方才告终。由此可见，《江汉琐言》中湘人与川鄂人的争端，其实应是与徽商的纠纷。在这里，除了官府势力作为后盾外，拳勇股肱之力亦有相当的作用。
类似的例子在上海、景德镇等地也都有发生。在这些冲突中，人多势众、武艺高强者自然能占据上风。因此，徽州人多习少林武术也就不为怪了。
武术盛行徽州明清时期
徽学专家认为，程宗猷“数十余季极力苦心”钻研武术，与徽州当地的尚武之风及明代中叶以来经商风气的日益炽盛密切相关。明代中叶以后，各地商帮此起彼伏。行商坐贾以长途贩运、以有易无为主要经营特点。为了保证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转，一些商人不得不苦练本领，或雇佣武艺高强者保护自己。当然，在明代，与武术结缘的徽州人远不止程宗猷一人。
在明清时代，南北最具势力的商人是徽商与晋商。晋商与走镳护院的镳客及镖局（亦作标局、镳局）之关系以往多有人论及，根据卫聚贤的研究，“标局是雇用武术高超的人，名为标师傅，腰系标囊，内装飞标，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驼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标师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镳，某人武艺高强，不可侵犯。重在旗帜，故名‘标局’。标局分春夏秋冬四季运现，至山西太谷县，名‘太谷标’；又运至祁县、平遥、汾阳，名‘太汾标’；此时名为标期，又称过标”。卫氏引证万籁声之《武术汇宗》并综合民间传说指出：山西有行意拳法，祁县传为戴大旅（廷桓）、戴二旅（廷栻）所创，据称此法从岳飞传下，兄弟二人在河南从老道人中学习，后来在十家店经商，有土匪抢掠，被兄弟二人赶走，由此而出名。戴氏兄弟二人与形意拳的关系，与程宗猷创设少林棍法之情形，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徽商与镖局并无密切的关系，更没有组成镖局那样的组织。然而，徽商与少林武术却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这显然与明代徽商的经营特点及其时代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明代，北中国有很多徽商活动的踪迹。如山东临清，有诸多徽商聚集。而河南开封附近，更是徽商经营的大本营。当时，江南与华北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主要表现为北棉南运和南布北运。在这一过程中，徽商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不少人从汴梁购置木棉，再到江南贩卖棉布。此外，四川一带亦是徽州人重点经营的地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时在华北和西南出现了程冲斗和程真如那样的技击泰斗。及至清代，徽商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也有像汪十四那样的镖师，但较之北方，南方一带的治安从总体上来说相对较好，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亦相对严密，而且，相对而言，南北方盗贼作案的手段也有不同，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总体上更倾向于诡计巧取，而非暴力豪夺。
因此，我们说，徽州虽然也出现过类似于汪十四那样的一些镖师（均以西南或西北为其活动背景），但却始终没有形成镖局那样的组织。在徽州及南方各地，人人练武似乎更成为一种风尚。
http://ah.ifeng.com/human/lishi/detail_2015_12/21/4677263_1.shtml
◎程宗猷の『耕余剰技』についてのとてもわかりやすいドキュメンタリー
（注1）たとえば『手臂録』の「自序」
･･･少林尚刚柔相济，不至以力降人。冲斗止学少林之法，去柔存刚，几同牛斗。而今世冲斗之传，江南最盛，少林犹不可得，况其上焉者乎？
（人民体育出版社『中国古典武学秘籍録 上巻』P.241）
（仮訳）
･･･少林は剛柔相済をたっとび、力によって人を倒すということがない。（程）冲斗はただ少林の法を学んで、柔法をのぞいて剛法だけを残したので、その法は牛が戦うのと同じようである。いま、沖斗の法は江南において最も盛んであるが、少林の技を得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ましてやその優れた技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ようか。
（注2）
もともと回族の起源は、唐にやってきたアラブ・ペルシャ商人などの「番客」を基礎に、モンゴルの大遠征とその後の東西の交通の拡大によって中国に来た西域人が中国人と融合するなかで形成されたらしい。もともと商業的な才覚をもった人々であり、尚武の伝統が確認されるのは清代にはいってからとされる。楊祥全は、そのことを「明代の「識宝」から「性多拳勇」への転化」と表現している（『津門武術』P.295）。もちろん、回族における尚武の伝統の形成は、経済活動だけでなく、民族的、宗教的な観点が不可欠だろう。
